摘要：各级党组织向权力机关推荐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人选，提出主张，都是先在党内酝酿形成的，而党内酝酿形成人选和主张的程序，是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以下简称《党章》）等党内法规的规定进行的，是在执行党内法规确立的党内民主集中制具体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 ...
其次还要考虑问题列表的受案范围、问题列表合议庭成员、问题列表制作的时间、问题列表问题的设计、问题列表评议的规则等方面，经过各方面的考量才能增强问题列表制度在实务中的可行性。
问题列表的内容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和一些局部问题。[16] 重罪案件一般是指案情特别严重、可能判处10年以上监禁刑的刑事犯罪，如，杀人、抢劫、强奸等。
在1832年4月28日的法律中又规定，陪审团在法庭合议时不仅应当就案件事实问题进行表决，还应当对减刑问题进行表决。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陪审制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制度构建方面，主要从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范围、培训、待遇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当时陪审员只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其实，在传统的英美法国家，陪审员更像是在做一道只有两个选项的选择题,审判的难度大大降低了。结合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来问题列表制度引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可以考虑将问题列表的适用范围限定为：（1）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这就使陪审团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律割裂了，即：陪审团成员不需要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41] [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美国，把争执诉诸法庭更被视为受宪法保护的一种基本权利，不可凭借行政手段而剥夺。由此，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以为中国的宪法与其他国家的宪法性质也没有基本分别，因此导致不少提倡更完全地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宪法的学术建议。在正义体系的整体中，半正式的行政调解结案总数是377万起，占到全国年平均调解结案总数的35.7%（其余是非正式的人民调解，即村、居民调解，以及司法调解，即法院调解）。实际上，在客观环境最接近中国实际的日-韩-台历史经验中，国家在推动合作社上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相比而言，国家宪法中的序言明显只是党章的这部分内容的简要总结。但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所实际呈现的则是一种行政调解方案，由中央政府斡旋于两省政府之间，探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最终把涉及的部分村庄划归山东，部分划归江苏。
而中国每10万人中有118名监犯，在全球221个国家中排名第136位）的重要原因（Highest to Lowest - Prison Population Rate ［World］， 2016）。） 在道德理念之外，自首制度显然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性质。但是，在实施中，譬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许多毒品的小贩或毒品使用者由于该法律（及其形式化援用）而被判长期监禁，使大量的相对轻罪者与暴力性重罪犯一起被长期监禁，也使美国监禁率已经是很高的局面更加恶化。这样的一个政体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也可以称为国党（见汪晖，2014：72，77），和西方一般话语中的政党迥然不同。
譬如，国家面对数量巨大的工伤事件——2014年全国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总共有114.7万人，其中评定伤残等级人数的约占一半，有55.8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一定程度上已经采纳了由国家提供工伤保险的行政渠道来应对这个问题。而整个正义体系则显然是一个既来自政与法紧密结合的传统，也来自传统的正式法庭判决与非正式社会调解机制紧密结合的第三领域传统（黄宗智，2014a第1卷：第5章）。同时，国家对亲属代首也有一定的限制。民、刑事两大系统仍然相互交搭、互动。
它无疑带有一定的实质性道德理念维度，在理想情况下，可以适当改造犯罪人、敌人或党内的违规者。自建党以来，共产党以一个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工农兵代表）的自我定位来追求反资产阶级、反封建剥削的革命理想，把其认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只以很简短的篇幅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
但是，伴随近代的世俗化，正如韦伯分析的那样，西方法律日益形式化（符合演绎／法律逻辑地从设定的人权公理出发，演绎出与其紧密相连的各种定理，而后适用于所有事实情况）。但学界大多只关注到这个双重性质之中的一面。国家在劳动法之外，同样采用了来自行政部门的条例／办法，如劳动部在1994年发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通知（钟炜玲，未刊稿），以及其后诸多的条例和规定，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8号）（国务院办公厅，2004）等文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华法系的特色如今仍然顽强持续于正义体系的实际运作之中。我们需要的是，既不要简单把这样的系统等同于现代西方意义的法律或现代化，也不要把其视作为一无是处的专制传统的体系而简单、完全地拒绝，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其结合政与法的实质，既看到其实质性道德化和实用性效率的一面，也看到其过分依赖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倾向的一面，以及尽可能使自首这样的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并运作于一个可以有效制约行政权力的（法院）监督系统之下。结果是，等于把实质理性和社会主义法律也等同于（实质）非理性类型。
黄宗智，2013，《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56—73页。强世功，2009，《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第12期，第16—40页。
（景风华，2016：第3章） 景风华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法律中，儿童法庭的主要功能不是判刑，而是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把犯法少年纳入改造所（reformatories），定罪与判刑则须由一般刑事法庭来进行。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刘老石，2010，《合作社实践与本土评价标准》，载《开放时代》第12期。与上述其他的例子不同，在合作社方面，由于改革时期对过去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化农业的深层反动，导致了一种完全抛弃革命传统，模仿西方的强烈冲动。
（第一章第二条）表面看来，人民及其代表大会有可能可以超越于中国共产党之上。而其对立面，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穆斯林（卡迪法）等法系，都是以特殊的道德价值而不是普适的演绎逻辑所主导的，都欠缺独立性，随时可以受到统治者权力和意愿的干预，因此乃是实质主义的，也是非理性的。下面我们具体检视中国正义体系中的几个不同领域，其实际运作之中所展示的政与法并存和相互作用，包括其正与反的方面。但当代中国的党（共产党）则被设定为人民意愿的代表，不仅超越政党政治以及行政，甚至超越于国家机器之上。
由此出发，才有可能做到取长补短地对待中西矛盾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正义体系作出明智的抉择。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2003［2007］，上海书店出版社。
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此的分析需要用长时段中由于司法实践而更改法律条文的历时性经验证据来论证。同时，它带有一般组织的章程的性质，包括关于其组织结构、目的、原则、规则、纪律和职权等。
政与法如此并存、互动和纠缠于单一正义体系之中，正是中国古今正义体系的一个根本特色，不可简单使用西方的法律至尊体系概念框架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载湖北财经学院（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资料选编》。
（黄宗智，2014a：总序，15）这正是我们这里要做的工作。同时，长期以来中华法系一直都是一个紧密结合政与法的体系，同样缺一不可理解。这是中华法系之所以应该被认作是一个实质主义的正义体系的重要原因。如此的超级政党的存在也是政与法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当然也是政法不分传统的延续。
在国家角色仍然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国经济之中，如此不均等的待遇其实是把合作社（相对企业而言）置于弱势的地位，其效果等于是一种对合作社的制度性抑制和阻碍。但是，共产党一直把自身认作为一个超级政党来看待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将后者（包括国家法律）视作实现自身理念的行政机器。
这句表述可以理解为对党的正当性历史基础的说明（如此的正当性显然绝不逊色于来自选举的正当性）。（二）儿童-少年法中的行政模式 在儿童-少年法中，清代的国家法律自始便与西方现代高度形式化的法律十分不同。
也就是说，如今大多数的城镇劳动者已经成为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或只有低度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劳动者。中国的专业合作社法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代表的是不顾具体情况来援用舶来的形式主义法律以及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意识形态。
